东盟国家原材料易得、原产地规则宽松以及非互惠的关税削减，这都使印度铜业处于不利地位。
自由贸易协定（FTAs）已成为寻求深化经济联系国家的首选工具。根据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国家通过相互减少贸易壁垒来增加进入其市场的机会。通常，在这一步骤之后，各国之间的双边和多边贸易额就会大幅增加。
在这一点上，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持者经常宣布胜利，并颂扬自由贸易协定的优点，即实现伙伴国家之间的“真正贸易潜力”。然而，在这种过早的庆祝活动中经常被忽视的是对实际导致贸易量上升的因素的更深入分析。
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对印度铜业的影响。2009年10月签署的《自贸协定》下的铜贸易轨迹体现了庆祝贸易量增长的威胁。2010-11年，印度与东盟之间第74章产品（铜及其制品）的双边贸易额为7.87亿美元。在那之后的十年中，双边贸易在2021- 2022年达到了14亿美元。
在这一点上，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似乎对铜的贸易是有利的。然而，深入研究细则就会发现明显的挑战，值得政府关注。2010-11年度，印度对东盟的铜贸易顺差为3.95亿美元。在2021- 2022年，同样的盈余变成了9.71亿美元的赤字。印度对东盟的铜出口价值从2010-11年的5.37亿美元下降到2021-22年的1.42亿美元。与此同时，同期从东盟进口的铜价值从2.48亿美元增至12亿美元。
简单来说，贸易量的增长是以牺牲印度铜工业为代价的。在这一点上，很容易将进口量的增长归因于印度工业无力竞争。然而，这种标记和驳回合法行业担忧的倾向需要埋藏在历史的灰烬中，因为它会削弱行业的信心。它忽视了导致东盟进口增加和印度出口下降的结构性因素。
自贸协定
首先，构成东盟的十个国家之间有自由贸易协定。因此，东盟的铜冶炼厂使用从印度尼西亚、老挝、缅甸和菲律宾进口的铜精矿（铜工业的重要原材料）生产精炼铜，比例为零。目前，这些国家的铜矿生产的铜精矿足以满足东盟地区该行业的生产和供应需求。
然而，在印度，国内铜矿生产的铜精矿只能满足国内冶炼厂需求的6%。因此，印度的铜冶炼厂不得不从非自由贸易协定国家采购大部分铜精矿。它们对铜精矿的进口征收2.5%的最惠国税。由于铜的贸易价格每吨超过8，000美元，这一2.5%的额外关税对印度铜生产商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成本负担，而东盟同行则以零关税进口铜精矿。
其次，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原产地规则规定了35%的附加值。换句话说，精炼铜产品，如铜线，需要在东盟地区获得35%的附加值，才有资格以零关税进口到印度。
因此，从东盟国家铜矿生产的铜精矿被这些国家的铜冶炼厂转化为阴极铜。然后，将这些阴极铜出口到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些国家将这种阴极铜加工成铜线。这样一来马来西亚的附加值将低于2%。
然而，马来西亚可以以零关税向印度出口铜线，因为上述东盟国家的附加值也是马来西亚附加值的一部分。2021-22年度，从马来西亚和泰国进口到印度的铜线价值4.54亿美元。
仅这一点就占2021-2022年从东盟进口到印度的铜总价值的30%以上。仅马来西亚或泰国增加值不会超过 2%。但是，他们仍然可以以零关税向印度出口铜线，因为整个东盟地区的附加值都被考虑在内。
简单来说，印度自身就需要满足35%的附加值，而东盟10国只要加起来满足35%的附加值就行。这无疑改变了贸易条件，有利于东盟集团。
三是对等关税问题。自由贸易协定的基本原则是相互减少贸易壁垒。然而，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情况并非如此。例如，虽然从任何东盟国家向印度出口铜线将征收零关税（须遵守上述增值标准），但从印度出口到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铜线将分别征收5%和7.8%的进口关税，使印度处于不利地位。从东盟到印度的进口激增是由于结构性因素。
东盟容易获得原材料，松懈的原产地规则和非互惠关税削减的结合对印度铜业造成了沉重打击。政府在未来几个月审查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时必须注意这一点。政府必须寻求改变自由贸易协定的轮廓，以平衡印度和东盟铜制造商之间的贸易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