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来说，新加坡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有待分析的谜题实验室。
在前殖民时代，由于相对靠近马六甲海峡，这个由沼泽地组成的岛屿曾是一个贸易定居点。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商人经过这里，其中一些人决定留下并扎根。后来，来自荷兰和葡萄牙的商人来到这里。然后，英国人来到这里，带来了来自印度、斯里兰卡和东亚的劳工。
新加坡的神秘甚至延伸到了它的名字上。当佛教王子Sang Nila Utama于13世纪末到达新加坡并建立王国时，他声称看到了一头狮子–他还声称自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后裔–并将他的领地命名为Singapura，在梵语中意为“狮子城”。鉴于狮子不是该地区的原生动物，Utama声称看到的狮子的来源一直是个谜，直到学者们意识到他所看到的可能是一只果子狸，也被称为musang，是狐狸的远亲。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新加坡诞生于1965年8月9日，当时马来西亚议会投票驱逐了这个麻烦的岛屿，一个独立的城邦成立了。它的人均收入仅为500美元，非常贫穷，与亚洲和非洲其他新独立的不发达国家相似。然而，20年后，这个没有自然资源的小岛已经成为亚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如今，该国的人均GDP略低于8.5万美元，比美国还高。
是什么推动了新加坡的经济奇迹？一些右翼团体声称，它的成功证明了威权主义是有效的。但是，正如我们所知，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英国计量经济学家David Hendry曾指出，根据这种逻辑，人们可以辩称，英国的通胀是由苏格兰爆发的大肠杆菌“引起”的。
事实上，新加坡的快速增长更多地与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一流的教育体系以及明智的政策制定有关。威权领导人可以做出明智的决策，但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事实上，威权主义是向裙带关系和香蕉共和国迈出的一步。
经济学家并不总是认识到，经济表现取决于经济学之外的许多因素，比如文化规范、社会凝聚力和公众信任水平。与其他经历威权主义的国家不同，新加坡社会具有高度的信任，没有分裂或两极分化。在2017年的一次演讲中，时任副总理(现任高级部长)Tharman Shanmugaratnam认为，新加坡的“身份是我们的多元文化主义品牌。它使我们成为一个拥有各种信仰和文化的公民平等接受彼此的民族国家。”
在最近一次对该岛的短暂访问中，我设法在与学生和教授的谈话和会议之余，漫步在城市的不同地方，亲眼见证了它的沙拉碗多元文化。走在Haji Lane或Arab Street上，背景是美丽的Sultan Mosqu)，你很容易想象自己身处伊斯坦布尔或沙特阿拉伯。而唐人街，不断传来的嗡嗡声，让人想起上海或北京的小巷。
小印度特别迷人。我周围都能听到泰米尔语，但普遍的口音与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口音略有不同。有穿着纱丽的妇女，额头上的宾迪标记与印度的方式略有不同。但当与街上的人、店主和出租车司机交谈时，很明显，尽管每个群体都保留了自己的文化根基，但他们都首先认为自己是新加坡人。
新加坡的政府制度可能不是其成功的原因，但它是这个城市国家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守法的社会是一个行人在过马路前等待信号灯的社会，即使视野中没有汽车。虽然这比一个习惯无视法律的社会要好，但一个人们遵守法律精神而非细则的制度更有效率。例如，在纽约或伦敦，人们经常不等绿灯就过马路，用自己的判断来避免妨碍交通。
另一方面，新加坡是一个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的社会。我花了很多时间在人行横道上，毫无必要地等待正确的信号。